| 發(fā)布日期：2017-01-09 11:38:30 來源： 分享到： |
在世界文明史上，絲綢制作技術的發(fā)明，是令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偉大成就，以絲綢為紐帶，漢唐時期絲綢之路開通后西域經(jīng)濟文化的繁榮及一系列重大歷史進程，倍受世人樂道和關注。至今，人們仍期盼去秘境西域，探索和發(fā)現(xiàn)絲綢之路文明，發(fā)現(xiàn)絲路之絹綢，一睹大漠考古遺珍的瑰麗和華美，親歷體驗西域考古發(fā)現(xiàn)的快樂。
1995年，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在對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一處重要墓地進行了考古發(fā)掘的過程之中，發(fā)現(xiàn)了一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織錦作為面料的制品，織錦以其絢爛的色彩，激揚的文字，詭秘神奇的紋樣和祥瑞的意蘊風格，長久地吸引著大眾探謎的激情和對文化史背景的求知欲望。這件精美的織錦，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fā)現(xiàn)之一。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織錦（以下簡稱“五星”錦）出土時，和作為隨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劍鞘等物品放一起，在許多已經(jīng)變得褐黃的、且有些幾乎腐爛的有機質文物中間，織錦鮮艷的色彩和吉祥語的文字，令考古隊員們異常的驚喜和興奮。將包括出土“五星”織錦文物的木棺和其他隨葬品整體搬運回烏魯木齊進行科學整理之后，專家們在認真分析和研究這批珍貴文物背后的重大歷史文化價值的同時，對“五星”文字織錦文物本身也展開了細致的研究。社會各界尤其是公眾對這件珍奇文物本身也充滿了好奇、著迷和驚詫：
這件織錦制品是干什么用的？織錦是如何制作的？織錦上的文字，是寫上去的還是繡上去的？文句的意思是什么？上面的珍禽瑞獸是什么象征元素，有何稱謂？把文字置入彩錦上的用意是什么？是什么部門織造的？是何時織造的？有什么科學史價值？時至今日，人們對這件文物依然興趣盎然。
“五星”文字織錦制品呈圓角長方形，長18.5厘米，寬12.5厘米，用“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為面料，邊上用白絹鑲邊，兩個長邊上各后縫綴有3條長約21厘米、寬1.5厘米的白色絹帶（其中三條殘斷）�？紤]這件文物出土時和弓箭、箭箙等放在一起，發(fā)掘者最初認定它可能是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的。經(jīng)過受邀參加出土紡織品保護和修復的國家文物局專家王亞蓉教授提示，“五星”文字織錦制品應該是是拉弓射箭時使用的護臂。
護臂，主要是指引弓射箭時保護臂部的護具。在我國古代名物詞里，稱用錦帛氈布制成的護臂為“射褠”；以皮做成的為“射韝”；以革做成的為“射鞲”或“捍”；有些文獻里還稱為“拾”或稱為“遂”等。因在古代射禮、攻伐、喪葬等不同的場合，又由不同等級、尊卑身份的人使用，所以它的用料、形制、尺度、工巧精細程度等均有所區(qū)別和不同。這件護臂使用“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高檔織錦制作，無疑是一件至為特別的物品。
“五星”文字織錦，經(jīng)過紡織考古專家分析和鑒定，是由五組經(jīng)線和一組緯線織成的五重平紋經(jīng)錦，經(jīng)密220根/厘米，緯密48根/厘米。平紋五重經(jīng)的組織在漢錦中較復雜，也極為罕見，它在織造工藝及技術上都較一般重經(jīng)織物要高�？椢锏挠覀确吷写�，按照漢晉時期的織錦幅寬“二尺二寸”即約合50-51厘米來計算，制作護臂的錦料只是整幅“五星”織錦的半幅左右。 “五星”織錦的紋樣題材異常別致，有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瑞獸和祥云瑞草，并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文字巧妙列置其中，表達祈佑祥瑞的寓意。吉祥語文字和祥云、祥瑞花草、瑞獸、瑞禽組成一個上下寬約7.2厘米圖案組合，沿經(jīng)線方向重復循環(huán)；這種風格和題材的圖案，在出土的漢錦中是首次出現(xiàn)。
織錦上文字是織造出來的，而不是針繡、彩繪制作的，是漢王朝時期成熟、精湛的絲綢制作技藝的絕佳反映。巧奪天工的織工在多彩經(jīng)緯絲線的神奇交織過程中，不僅能織造出意匠精美、紋樣瑰麗的圖案花紋，更能在織錦華章紋飾間織出的吉祥語文字�？楀\的創(chuàng)造，凝結了古代織工的藝術創(chuàng)造、智慧才情和辛勤勞動，所以，《釋名》里解釋了錦的華貴時說，“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其制字帛與金也”；《漢書·食貨志》里在記述了織女的辛勤時，稱“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經(jīng)學家們在給這一令人惑解的文字注解時，仿佛充滿著同情和憐惜：“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
織錦上織出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吉祥語文字，是我國古代星占用辭，是我國古代先民在觀天象，審辨吉兇禍福的過程中，根據(jù)先秦--秦漢時期產(chǎn)生、形成并趨體系化的陰陽五行學說、“天人合一”或謂“天人感應”思想及《易·系辭上》“天垂象，見吉兇”思想，通過對五大行星的星占學考察，逐漸總結、歸納出來的占辭術語。最早記錄當見于戰(zhàn)國時期大星占家石申的有關記述，石氏的著述現(xiàn)已亡佚，《開元占經(jīng)》中有部分引述；現(xiàn)存最早的記載見于《史記·天官書》，記云："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漢書·天文志》記載的與上近同，云："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等正史中也見相同的內容。
在我國古代人的思想觀念中，“天”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無法徹底認識、只能順應其“道”與之和睦共處的龐大神秘活物，“天命”、“天意”的基本原則是賞善罰惡，道德至上，“天命”可知且能夠轉移，它歸于“有德”者；賞罰之柄雖在天，但人卻能改惡從善，以感動天，亟修善政，化兇為吉，所謂“天惟時求民主”。而且，“天”是人格化的，它會垂天象，兆示人間祥瑞、兇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而當國家昏亂時，自然間就會出現(xiàn)怪異現(xiàn)象，若“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兇災必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云：“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白虎通·災變》亦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 如果為政者能使百姓和樂，政事宣昭，德澤四海，澤臻草木，五谷豐登，天就會降以福佑、祥瑞，“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tǒng)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并臻，皆應德而至。”“天人感應”思想，“天垂象，見吉兇”的觀念及陰陽五行學說中的神秘主義成分，在先秦--秦漢不同歷史階段，對當時的哲學思想、宗教迷信的發(fā)展，有直接的重大影響，并滲透到文化各領域乃至社會實際政治生活之中，構成了我國古代星占術的思想基礎。
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東方”是我國古代星占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國”指黃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區(qū)及中原，是一個地理概念。“五星出東方”指五顆行星在一時期內同時出現(xiàn)于東方天空即“五星連珠”或“五星聚會”現(xiàn)象；“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即出現(xiàn)五星共見東方之天象，則于中國軍國大事有利。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圍繞太陽公轉時間不同，從地球上觀察它們會合、會聚天象出現(xiàn)的概率小，所以它們各自的性質、亮度、形狀、大小、顏色等變化，以及經(jīng)過或停留在廿八星宿或其他星官處的位置和聚合，就被占星家們賦予了特殊的星占學意義；而五星聚合一處天象出現(xiàn)的概率甚少，就自然地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學意義�！稘h書·天文志》里有這樣的文字：“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蕩，其國兵喪并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
在我國古代星占學體系中，五大行星的星占學最為重要，“察變之動，莫著于五星”，是最基本的且最富科學成分的組成部分。由于古代星占學體系最基本格局至遲形成的戰(zhàn)國時期，“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shù)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祛祥、候星氣尤急”，加之術數(shù)家又創(chuàng)“五星失行，州國受殃”等說游說君主，人們充分重視、關心五大行星天象所兆示的天意的結果；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公轉于恒星背景之中，人們能夠觀察其運行規(guī)律，并用數(shù)學方法準確地描述和推算它們的運行情況。也鑒于此，將五星視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現(xiàn)實關懷的是——戰(zhàn)爭勝負、王位安危、年成豐歉、水旱災害等政治、軍國大事。因此，《史記·天官書》“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稘h書·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大利；積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等占辭也就有了正統(tǒng)的襲用和承傳。
漢晉時期祥瑞被強烈關注，符瑞元素經(jīng)常地影響到各類皇室藝術的設計；在“五行說”的深刻影響下，五星、吉祥云紋、甘露、木芝、木連理、龍、麒麟、鳳凰、鸞、比翼、烏、雀、燕、鳩、雉、馬、白鹿、狐、兔、虞、白狼、比肩獸、龜、魚等都是祥瑞之兆示。袁宏《后漢紀》記載，“自元和已來，鳳凰、麒麟、白虎、黃龍、鸞鳥、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為異者數(shù)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為瑞應。’”《東觀漢記》則更明確地記述“章帝元和二年，祥瑞屢見，鳳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日月不絕，載于史官，不可勝紀。”。對照歷史文獻，我們能夠對“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上的祥瑞元素符號做出很好的解釋，織錦上織出的祥瑞圖案，自右至左依次可以稱為：鳳凰，鸞鳥，麒麟，白虎；圍繞這些“大瑞”紋樣的則是景云、嘉禾等。
見諸正史的官方的祥瑞記錄，反映了當時祈求祥瑞太平社會文化、風俗背景和觀念的取向，歷代也通過各種形式和手段，以圖天下太平，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祈瑞和營造祥瑞氛圍自然就成為有機聯(lián)系的祥瑞思想體系的一部分，符瑞元素也就被藝術化地創(chuàng)造出來，并且還被賦予了道德的屬性。《藝文類聚》卷98引《白虎通》，完整而精粹描述了“德化瑞應”的理想境界：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并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云出，芝實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即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風至，鐘律調，四夷化，越裳來，孝道至。”
圣瑞明兆，將祈愿天下太平，瑞應德化和有道的思想觀念藝術化、形象化，將大吉、大利思想和理念社會化、世俗化，無疑是在歷代瑞應歸納的前提下得出的；將這些屢應的符瑞符號，作為表現(xiàn)德化、有道的圣瑞元素，運用在特殊的物品上，同時也反映著等級制度、禮制規(guī)約。“五星”織錦上的文字、星紋和祥云氣紋以及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祥瑞動物紋樣的和諧聚匯，可能為我們如何理解上述文字的內涵，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證。
我國古代，關注天象的歷史和中國文明本身的歷史一樣悠久，由于中國古代星占和天文歷法是由皇家史官專門掌管，而且中央王朝對歷法和天象擁有著絕對的解釋權，所以能夠使用這些星占用辭作為織錦吉祥語，只能是皇家織造官府——織室。漢晉時期文字織錦織造用工更費，設計、生產(chǎn)和享用，受政府服官、織室等部門嚴格管制，存在較為嚴謹?shù)墓ば蚝鸵�，因此吉祥語文字織錦珍奇富貴，品質奢華，多用于政治色彩極強的封賞賜贈，具有極其特殊的屬性和價值。絲綢輸出和使用上的逾制和民間亂禁，明顯是有禁斷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織錦由于其特殊的設計思想和祥瑞內容，加之特殊的祈愿目的，其設計織造，應當是漢晉皇家織室、服官生產(chǎn)制作的，其使用可能也存在極為特殊之處。
與“五星”織錦制品同時還出土了一件“討南羌”織錦殘片，是從與“五星”錦相同的錦料上裁剪下來的一部分，根據(jù)對具體史實的研究和圖案的綴合分析顯示，織文可以連續(xù)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這句織錦文字的產(chǎn)生，無疑是漢王朝為了祝祈討羌大事在政治上軍事上順利和成功，而將天象占辭與“討南羌”之宏愿結合起來，以圖祥瑞的實際見證。在其他的織錦上，還見有類似的內容，如“琦瑋并出中國大昌四夷服誅南羌樂安定與天無疆”等。與這條吉祥語可能有聯(lián)系的史事，是《漢書·趙充國傳》記載的西漢王朝的一次討伐西羌的戰(zhàn)爭，漢宣帝曾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星占術語教條地用在了督促、鼓勵對羌人的作戰(zhàn)的詔書里，可見皇家對五星占用例的絕對話語權及當時的天文星占對漢帝國軍國大事決策所起到巨大作用。東漢中后期，羌禍十分嚴重，漢王朝中央將討羌作為軍國大事，持續(xù)數(shù)十年，希冀吉利天象，以利國家，一定是朝廷和社會百姓期盼已久的。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之辭緣何產(chǎn)生于織錦之上，《漢書·趙充國傳》之史實可作為重要的線索之外，《史記·天官書》所記“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也值得重視。眾所周知，此條史料記述的是漢高祖入秦之事，根據(jù)臺灣清華大學教授黃一農先生用現(xiàn)代方法推算，在劉邦入秦的次年五月，確實發(fā)生過一次與“五星聚于東井”非常符合的天象。如果這一推算不誤，那么可以想見，這一現(xiàn)象受到了漢王朝和儒生們的高度重視；將“漢之興”附會于“五星聚會”天象的出現(xiàn)；“漢之興，五星聚東井”也就成為具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漢朝人和漢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觀念。織文的藝術綜合和創(chuàng)造，無疑是在漢王朝獨尊儒術背景下，強調王權天授，強調政權合乎法統(tǒng)、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高調宣揚和文化運作，也可以看作是這一天象對漢晉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尤其是對國家興亡所具深遠而特殊星占學作用和意義的社會歷史反映。從這個意義上引申來說，將其視為祈祝吉祥祺瑞的用語，將其視為讖緯思想影響下的一句激勵的祈語，也是可以的，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一辭本身，就表達著一種良好的企盼和愿望。
幾千年來，我國古代對“五星聚合”天象的觀測，投入了特殊的感情，期待這一天象奇觀的出現(xiàn)，期冀大吉、大利之兆示；古代封建帝王也藉此自詡得“天命”而稱“天子”，使王朝合法化。綜觀我國古代天文星占的歷史，迷信和科學始終相互依存、影響。
經(jīng)過現(xiàn)代天文學的計算和研究，“漢之興，五星聚東井” 盡管是漢代儒生們附會的結果，但是實際天象的出現(xiàn)，證明古代星占記錄多是準確可靠的。目前，國內外天文考古界運用科學方法對關于五星聚會及史事占驗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驚人成果，例如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對五星聚會周期為516.33年的計算等；科學史家還精確地推算出，在2040年9月9日，將會出現(xiàn)罕見的五星聚會天文奇觀。
美國著名天文考古學家班大為（David W.Pankenier）在他研究中國古代五星聚的重要論文里，曾激情地說過，伴隨2040年9月五星聚會奇觀同時到來的，很可能是中國再次成為超級大國。
著名天文考古學家、美國學者班大為（David W.Pankenier）在他研究中國古代五星聚的重要論文里，曾激情地說過，伴隨2040年9月五星聚會奇觀同時到來的，很可能是中國再次走向繁榮和富強。我們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同時，同樣也期待未來我們對于“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所蘊涵歷史文化的認知和了解，能夠更深刻、更全面。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謹以此吉祥的祈語，祝福我們的2017，祝福承繼歷史文化傳統(tǒng)、思想的中國人，生活在太平盛世——“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禮致天下。”（《史記 天官書》）
作者：于志勇 新疆文物局
